武夷山，作为世界双重遗产地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其摩崖石刻遍布于峰岩、涧石、崖壑之间。据当地学者调查，共有430余方摩崖石刻。这些石刻的分布地点分散而又集中，镌刻时间多在南宋、明晚期、清早期、清末民初。内容博大精深，诗词歌赋尽显岩壁，以不同的形式和书写艺术展现光彩。本文以武夷山摩崖石刻分布地点、镌刻时间、内容、题刻者、艺术价值等五个方面为分类标准，从这五个方面全面的展示武夷山摩崖石刻的特点、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一、武夷山摩崖石刻分布地点的考察
根据当地收集的资料，武夷山摩崖石刻分布地点按景区分成五个集中地：九曲溪景区、武夷宫景区、云窝天游景区、溪南景区和山北景区。九曲溪景区有摩崖石刻121幅，主要集中在四曲溪北（题诗岩、希真岩、金谷岩、平林渡口）、六曲溪南之响声岩、大藏峰和二曲溪南勒马岩。武夷宫景区有70余幅，主要分布在水光石、大王峰等处。云窝天游景区共有120余幅，分布于云窝、茶洞、隐屏峰、天游峰、小桃源等处，尤以云窝的伏虎岩、天游的胡麻涧相对集中。溪南景区包括虎啸岩、一线天、楼阁岩、蓝岩等景点，有摩崖石刻近50幅，以灵岩、楼阁岩和蓝岩为主要集中处。山北景区包括水帘洞、杜辖岩、天心宗教线路、九龙窠茶文化线路和莲花峰宗教旅游线路，共有石刻60余幅，其中古代石刻以水帘洞为主，天心、九龙窠、莲花峰三条旅游线路有20余方为当代刻石。
从以上分布情况来看，武夷山摩崖石刻既分散又相对集中，分散是指各景点几乎都有石刻，集中是指在四曲溪北、六曲溪南响声岩、水光石、伏虎岩、胡麻涧、水帘洞等景点的石刻数量都在十幅之上，形成石刻群景点。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从各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等方面来说，是各不相同的。四曲溪北题诗岩、希真岩、金谷岩相连，形成古渡口平林渡口的崖阴，据《武夷志》载，平林渡口在书院溪口，丹壁青林树连阴，自是一景，游辕往来者由此而渡。这种风景优美的渡口，自是书院内书生以及往来游历者于等船闲时咏诗作赋之佳处。六曲溪南响声岩之得名，据《武夷志》，在本曲溪南，与仙掌峰相向，岩中嵌穵，游人咲语声辄响应，因有此特点，古之游历者逆溪而上时多登岸试之并刻石以纪游。水光石在一曲溪北，是武夷山摩崖石刻最多的岩壁，刻字于其上，倒影溪中，澄波相映。胡麻涧在天游峰顶天游阁右，从岩穴间曲折而来，流绕山中四时不涸，置身此处，九曲山水全貌一览尽收，即使风景上佳的游客休息处，又是题刻的绝佳环境。故成为石刻集中地之一。水帘洞壁高耸绵亘数十丈，倚岩为屋，不施片瓦而雨露不沾，自有一番垂帘情趣，文人骚客之词必良多感慨，后此地建三贤祠，更是文人瞻仰理学圣贤的必到之处。
各处吸引游人题词的主要原因各有不同，但共同原因都在于各处丹霞地貌的地理条件都适合题刻，石刻不易受到侵蚀，同时都是风景优美具有特色的景区。
二、武夷山摩崖石刻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武夷山摩崖石刻，自晋唐以来，历经形成、发展与变迁三个阶段。南宋时期和晚明时期是其题刻的两次高潮，然而从清至民国，虽然仍有一些题刻出现，但整体数量呈现减少趋势。南宋时期的题刻虽为一个小高潮，但相比晚明而言，规模明显较小。
1、形成时期（晋唐南宋）
据《武夷山志》记载，最早出现的武夷山摩崖石刻是在晋朝，由学者郭璞题诗于第九曲霞斐洲岩石上，该石后被称为题谶石。唐天宝年间，武夷山被敕封为名山大川。经北宋到南宋，武夷山摩崖石刻规模基本形成。这一时期的题刻内容以文人官员纪游为主，尤以朱熹诗词为甚，分布地点集中在九曲溪景区溪南景区的蓝岩。
究其原因，是自唐以降，经济中心南移，尤其到南宋时，政治中心南移带动文化中心也向南转移，汉人知识分子大多跟随宋政权迁到南方。南方经济繁荣，风景更甚于北方，安于一隅的知识分子在武夷山建立叔圭精舍、景阳书院等私立书院，当时颇有声望的一些大学者大文豪如朱熹在武夷山讲学，众多诗人闻名而来，对于武夷山水赞咏甚多。从一些朱熹的纪游石刻可以看出当时众多文人集中武夷研讨力学的盛况和游历武夷山的过程。
2、发展时期（元晚明清朝前期）
据考察，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明朝时出现的数量最多，有多集中在晚明嘉靖、万历年间，多出现在九曲溪、云窝天游景区。
元时石刻多与岩茶有关，到元大德六年（1302年）四曲溪南御茶园建成前后，四曲溪北的题诗岩上刻了很多当时官员奉命督造贡茶的相关内容。
另外，元承宋祚，朝廷重视理学发展，诏颁武夷山学者胡安国的《春秋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为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从此武夷山在学术上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民国《崇安县新志》对此不无自豪的写道：自此，本邑学术执全国之牛耳而笼罩百代矣！
晚明时期，宦官专权，对士人进行迫害。如正德元年（1506年），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谪贵州龙场驿丞，贬谪途中，为避刘瑾的迫害逃遁武夷山。万历十一年（1583年），曾任兵部侍郎的陈省因得罪权贵而退隐武夷。著名理学家南迁，是武夷山理学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亦是石刻数量的高峰期。武夷书院在明末多次修缮，王守仁两度到武夷山讲学，理学家李材、黄道周在此讲学授徒，加上很多慕名而来的拜谒者，都留下不少著名的题刻。如李材留下的修身为本的石刻，是水光石的石刻群中刻字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兼具学术性与艺术性的精品。
清顺治到乾隆四朝，康熙时石刻最多，以政府法令禁令为主要。这些石刻是清前期巩固统治的表现，新政权对武夷书院的多次修复亦说明朝廷对理学的重视，这种政府控制和巩固统治的措施即是此类石刻大量出现的原因。
3、变迁时期（晚清民国当代）
从晚清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武夷山摩崖石刻已有相当规模，此时石刻的发展进入变迁时期。
晚清光绪年间的石刻集中在胡麻涧，多位内容浅显的咏景词，民国至当代石刻数量很少，但大多是重大事件的纪录。
晚清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思想界对于宋明理学开始反思，而政局混乱的年代，人心惟危。从1905年废科举以来，武夷山作为传统理学中心已不再是思想界的核心，其影响减弱，而刻石之风亦不再盛行。
三、文化内涵
武夷山摩崖石刻，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其中，咏景抒情、纪游、纪事等题刻内容丰富多彩，不仅反映了文人游客的审美情趣和情感寄托，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义。
首先，咏景抒情石刻是武夷山摩崖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石刻以诗词和短语的形式，展现了文人游客对自然景观的赞美和感慨。如朱熹的“逝者如斯”表达了他对六曲激流的惊叹和时不我待的感慨；陈省书的“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则借山川之势表达了怀才不遇、不屈不挠的气节。据史载，万历十一年（1583年），陈省与宰相张居正政见相左而辞官归隐，其石刻留于云窝伏虎岩壁上，表达了他保家卫国的志愿和抗击倭寇的必胜信念。此外，明抗倭名将戚继光留于一曲水光石岩壁的石刻，表达了他保家卫国的志愿和抗击倭寇的必胜信念。这些咏景抒情石刻不仅展示了文人游客的审美情趣和情感寄托，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义。
其次，纪游石刻也是武夷山摩崖石刻的重要内容。纪游石刻中多有携道士、僧、理学家同游道观、寺院、书院和名胜奇险的官员或三教名人游历留下的字迹。在所有武夷山石刻中，朱熹的及与之有关的石刻最多，如南宋淳熙二年朱熹与学友弟子赴铅山鹅湖同陆九龄、陆九渊等江西学者进行学术论辩，行前游山题名勒石于第六曲溪南的响声岩的题刻。另如明学者湛若水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携门人游武夷的纪游岩刻等等纪录了湛若水进山讲学并纪游的信史，正是这位大学者的确来过武夷讲学和宋明理学世代不辍的事实，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纪游石刻中，《武夷山游记》是武夷山摩崖石刻字数最多的纪游石刻，全文1800多字，由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福宁治兵使者熊明遇镌于初登隐屏峰的岩石上。南宋宰相留正的曾孙女留子潇陪侍其父留元纲游武夷留下题刻在四曲溪中试剑石上，成为武夷山勒名岩刻的唯一女性。
最后，纪事石刻记录了各个时期不同人物的重要事件，它们作为重要资料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如鼓子庵募化岩刻以地方分类记载了襄助捐金鼓子庵的施主姓名；道南礼窟记载了勒石四字的辗转过程和武夷书院建立、重修等事件；楼阁岩下刻有甘泉精舍义捐者姓名及置产山名；蔡义礼智房为武夷山蔡姓乡绅1898年避难崖居于峰壑之时所镌刻，代表了天车架一系列崖居民俗的传承；十六洞天记录了宣统退位时间及影响；红军经过此山石刻是1932年方志敏第二次率领红军第十军攻克崇安县境赤石、星村，路经武夷山时镌于牛栏坑岩壁；汉奸汪精卫是民国二十九年由当时军官区政治部镌于胡麻涧西壁，记录了汪精卫投降卖国所引起的民愤；打倒日寇，保我中华记录了成立于武夷山的台湾少年团1940年回崇安县慰问台籍父老乡亲并游览武夷山之事。
总之，武夷山摩崖石刻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咏景抒情、纪游、纪事等题刻内容丰富多彩，不仅反映了文人游客的审美情趣和情感寄托，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义。通过对这些石刻的研究和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为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政府禁令石刻
元代的题刻主要记录了关于督造贡茶的几方石刻，以及康熙年间禁止捕鱼、饬禁侵占刘子翚祠宇和严禁勒索茶农茶僧的法令和公告。这些石刻不仅显示了各朝对武夷岩茶的重视，还反映了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意识。
武夷岩茶始于大德五年（1301年），由御茶园开始直接入贡。初岁贡二十，茶户凡八十，此后茶叶贡额逐年递增。元代摩崖中最多记载崇安县尹奉命造茶等内容，且几乎全镌刻于四曲溪北题诗岩，即平林渡口，对岸即是御茶园。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及到清康熙年间，武夷岩茶已经畅销国内外。一些不法官员、衙役及蛮棍等每逢春末夏初采茶时节，便去茶区敲诈勒索，严重影响茶农、茶行的正常生产经营，直接影响到以种茶维持生计的寺观庵院及居民的生活。因此，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茶农利益和官府利益。这些石刻也多镌刻于四曲小九曲岩壁，即平林渡口。
景点题名石刻
武夷山有许多著名的景点，其中许多景点都有名人题写的景点名。朱熹的《九曲棹歌》是最著名的一首，现筏游九曲溪每入一曲即可看到相应一首。这些诗句既是描写自然风光的景点纪名，又表达了朱熹不被重用怀才不遇的寄情山水之作。如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云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一声万古心。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云窝景区含云字的景名题刻有十多处，如云桥、云窝、云路、云关、云台、生云、留云、白云深处、栖云阁、卧云、云窝居径、崖云、人共云闲、梯云、水云寮等等。这些景点纪名石刻中还有很多与武夷山民间神话传说相关的内容，比如镜台、幔亭、更衣台、茶洞、伏羲洞等等。其中镜台是最大的景点纪名岩刻。
三教石刻
儒释道在武夷山形成了独特的特色，体现在数量之多和内容之广。如朱熹手书忠孝，李材留下的修身为本等是著名理学家的作品。捧日大和尚、南无阿弥陀佛等石刻则是佛教方面的石刻。从数量上讲，道教内容石刻最多。武夷宫景区中心的武夷宫、云窝伏虎岩、天游峰、胡麻涧以及止止庵山岩上，分别镌刻着洞天仙府、武夷升真元化之洞天、武夷洞天升真元化之洞、洞天福地、十六洞天莽莽神州谁砥柱，棱棱峰石欲擎天和武夷山第十六洞天等摩崖石刻。
四、题刻的艺术内涵
武夷山的摩崖石刻艺术内涵丰富，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篇幅和字体风格上。据史料统计，楷书在武夷山摩崖石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行楷、正楷、草楷和擘窠大楷均有出现。
在众多作品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少数使用草书、隶书、金文字体的题刻。例如，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陈省在云窝路石上的留云二字即为金文；元朝泰定四年（1327年）崇安县尹张端本在第四曲溪北题诗岩上的岩刻则是隶书；而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云窝道人吴江顾秀安在伏虎岩上的奉酬大司马幼溪陈老先生一首即用草书题刻。
同一幅石刻中同时采用两种字体也是武夷山石刻的一大特色。例如，道南理窟、镜台、壁立万仞等石刻将擘窠大楷与正楷结合；修身为本则以行楷书写，落款为正楷。
此外，光绪六年镌于胡麻涧西壁的古燕张国正书的七绝为隶书，诗序则为楷书；光绪二十七年刻于小桃源洞口的仙源二字为草书，落款为行书。1924年刻于山北牛栏坑岩壁的虎、寿二字则为行书阳刻，款识为楷书阴刻。这些具有特色的石刻作品不仅艺术价值高，而且史料价值巨大，每一件都堪称精品，是武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